提及云南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,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,1956年“滇王之印”的出土轰动了考古界,2019年“滇国相印”封泥的发现,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、赐滇王印的同时,也设立了“滇相”,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。本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、道路、筒瓦和铺地砖等,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,表明郡治就在发掘现场附近。而大量简牍与数百枚封泥相互印证,是反映西汉益州郡行政司法制度的物证,也是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实证。《水经注》在《水经》的基础上,具体都有哪些丰富和发展?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晓杰说:“《水经注》突破了《水经》只记水道干流的局限,清代学者将它的撰述形式概括为‘因水以证地,即地以存古’,就是说不仅把水道的情况描写清楚,还重点介绍了水道经过的一些城邑,这就使得《水经注》包罗万象,比如开凿于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在书中就有生动记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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